一是信息公开不到位。有的只公开无关紧要、不为人们所关心的信息，对人们真正最需知晓的信息却密而不宣；有的则扪着葫芦摇，能蒙则蒙，能唬则唬。由于拆迁人与被拆迁人的信息不对称，导致拆迁人自由裁量权空间过大，增大了拆迁随意性的机率。二是“拆托”问题泛滥。被拆迁人请“托”，拆迁人也请“托”，拆迁现场时常出现一些“不明身份”的社会闲杂招谣过市，试图以过激言语甚至大打出手，恫吓、威胁拆迁人或被拆迁人，达到各自目的。这种态势与构建和谐社会之大局格格不入，严重扰乱了正常的拆迁秩序，使拆迁双方情绪更加对立。三是对拆迁行为监督滞后、乏力。现行监督模式多为“事前提要求，事中参与和检查，事后查处和规范”，事前环节偏软、事后环节滞后是其先天之弊端，事中环节最为关键。或许因为怕捅漏子、出乱子之故，事中环节往往浅尝辄止，多浮于面上而难及深处，弱化了其应有的监督功效。